名言

       天下民庶实为邦本。

                       ——湛若水

       为学先须识仁，仁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湛若水

简介

湛若水（1466—1560年），字元明，明代广东广州府增城县人，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历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南京吏部、礼部、兵部各部尚书。他师从大儒陈献章，并得江门学派衣钵，其学与王阳明并称，开理学广宗一脉，世称“甘泉先生”。湛若水清廉奉公，直言敢谏，多次上疏直陈朝廷弊政，鼓励皇帝励精图治，成就大业。主张“德刑并举”的“王道”思想。著有《二礼经传测》《春秋正传》《古乐经传》《圣学格物通》《心性图说》《白沙诗教解注》等，有《甘泉集》传世。其事迹见于《明史》《广东通志》《增城县志》等。

事略

师承“白沙”  体认天理

湛若水于成化二年（1466年）出生于广州府增城县甘泉都沙贝村（今属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原名湛雨，字民泽。湛若水出生的时候相貌非凡，双胪隆然，两耳旁有黑子，左七右六。他“性颖敏，自少知学”，弘治五年（1492年）以精通《书经》在乡荐中一举夺魁。弘治六年（1493年），赴京会试，不第。

返乡后的湛若水，往学于江门，拜陈献章门下。陈献章是广东新会县人，明代大儒，也是著名理学家，世称“白沙先生”，江门学派创始人。当时的白沙先生已经66岁，名闻天下，门下弟子众多。湛若水初到江门白沙乡，斋戒三日之后对陈献章行拜师之礼。在跟从陈献章的数年间，湛若水学有所成。陈白沙因湛若水治学沉潜，对他的期望非常大，曾经作书给湛若水说：“民泽足下发来书，甚好。日用间，随处体认天理，着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处也。”他非常认同湛若水根据自己的理学路径进一步创见性地提出“随意体认天理”的看法，但同时他也告诫湛若水，如果不把谋取功名利禄的心思放下，想要学问更加精进恐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湛若水听后，便将朝廷颁给举人上京赶考的路引付之一炬，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湛若水”，以示求学的决心。

除了跟随老师讲学之外，湛若水一意钻研，“潜心默会”，日积月累之下，终于达到豁然自得的学问境界。在陈白沙去世前一年，即弘治十二年（1499年），陈白沙把江门学派的教事传给湛若水，并吩咐道：“达摩西来，传衣为信。江门钓台，病夫之衣钵也，今付与湛民泽收管，将来有无穷之祝，珍重、珍重。”陈白沙弥留之际，口占《示湛雨》一诗：“万代自然，太虚何说，绣罗一方，金针谁掇”，对湛若水期望甚大。陈白沙逝世后，湛若水为之执父丧之礼，守墓三年。在湛若水的一生中，他对先师始终恭敬有加，所到之处多创书院，讲白沙之学，并在书院中设置牌位祭祀陈白沙。直到湛若水八十五岁高龄，在白云山为陈白沙建祠的时候，依然毕恭毕敬地率领弟子行礼。湛若水在后来的学术、教育、政治活动中，受到他的老师影响很大，乃至于他自成一派后，理学界提及他们时，依然是“陈湛”并举，将他们的学术门派称之为“陈湛理学”“广宗”“广派”。

为国选才  安南拒馈

经历首次会试失利后的湛若水，本已无心仕途，但因其母亲力劝“壮年居家，非事君之道”，不得已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再次赴京参加会试，结果考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自此步入仕途。

正德二年（1507年），湛若水通过考核，升任编修，同时兼任经筵讲官、同修国史。翰林院编修是负责朝廷公文编写、整理的官员，非文字华丽者不能担任。至于经筵讲官则是专门为皇帝讲授经典书籍的官员。同修国史虽非国史馆官员，但是却拥有和国史馆官员同样的权力，即负责编辑明朝皇帝实录的官员。湛若水在担任翰林院编修、经筵讲官、同修国史等官职期间，还担任过两次选拔进士的会试考官。他在正德三年（1508年）第一次担任朝廷任命的会试考官的时候，即慧眼识才，选拔出优秀学生吕柟。

正德七年（1512年），湛若水被明朝任命为出使安南国（今越南）的正使，代表明武宗正德皇帝册封新继位的安南国王黎晭。在这次大明王朝对安南国的册封活动之中，湛若水可谓不辱使命，完成代表皇帝册封安南国王的任务，并较好地处理了明王朝和安南国的关系。当时安南的国王黎晭被湛若水出色而干练的办事能力所折服，特意馈送金子给湛若水以示慰劳和感谢。湛若水一方面礼节周到地答谢安南国王，另一方面却婉转地拒绝国王的礼物。湛若水谢绝礼品的做法再次打动安南国王黎晭，他亲自写信赞扬湛若水高风亮节，称赞道，“白沙门下更何人”。

交友讲学  直言进谏

湛若水从安南返回后，迎养其母于南京官邸。平日在国子监与诸生讲道论学，并将其论学言论汇编成《甘泉问辨》一书。正德五年（1510年），王阳明就任南京刑部主事，并向湛若水引荐了其弟子潮州士子薛侃。三人职事之外，稍暇必然切磋学问，饮食起居必共之，互相砥砺。在王阳明离开南京后，二人还经常以书信交流学问，互相诘难。不过，二人之间在学术上存在分歧。虽然二人都讲求“格物”，但是王阳明主张致良知，湛若水则主张随处体认天理，认为王阳明容易陷入虚幻之中。当然二人在学说上的分歧并未妨碍到他们之间的交往。湛、王二人的学说在当时影响极大，天下学者不归王阳明即归湛若水，同时王湛二人还开启了明代中期的讲学之风。

湛若水雕像

正德十年（1515年），因母亲病逝，湛若水回乡守孝。此后七年间一直在广东讲学，并创建增城的明诚书院、南海西樵山的云谷书院、大科书院等，其中西樵山的大科书院成为他的讲学中心。他制订《大科训规》，规定来求学的士子，务必在僧寺斋戒三日，习得礼仪，才允许进入书院听讲。开讲前，学生要静坐片刻，等到心神收敛之际，才可以受课业。广东大科书院因此成为当时享誉一时的著名书院。

湛若水为母守孝完毕，并没有即刻赶回京师任职，而是上疏请求继续留在家乡。当时，正德皇帝荒淫无道，赏罚不明，太监刘瑾把持朝政，结党营私。早在正德二年（1507年）的时候，王阳明就因为得罪刘瑾而被流放贵州龙场，几乎丢了性命。朝廷官员大都摄于刘瑾淫威，谁也不敢冒犯他，见到王阳明被贬，个个都默不作声，连去送别王阳明的勇气也没有。那时候的湛若水才刚刚步入仕途，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庶吉士，但他无惧刘瑾，写下《赠王阳明诗九章》，对王阳明的不幸遭遇表示不平，决心与王阳明生死同襟。

嘉靖元年（1522年），明世宗即位。由于都御史吴廷举、御史朱节的共同举荐，湛若水被重新起用，获补翰林院编修，同修《武宗实录》。面对新的皇帝和新的政治局面，湛若水重整旗鼓，试图一展抱负。为尽到报效朝廷的政治职责，他回到京师后，就马上给新即位的嘉靖皇帝上了《初入朝豫戒游逸疏》，希望嘉靖皇帝能够以史为鉴，吸取正德皇帝的教训，不要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接着，他又向嘉靖皇帝上《再论圣学疏》和《进讲后疏》，就如何治国安民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政治主张。嘉靖皇帝初即帝位，尚有一些作为的想法，便在嘉靖二年（1523年）提升湛若水为翰林院侍读。

可是没过多久，嘉靖皇帝就开始疏于朝政。因正德皇帝无后，嘉靖皇帝以藩王之子的身份得登大宝。继位后，嘉靖皇帝一心想给自己的父亲兴献王追认帝位，以端正自己的名分，树立威仪。同时，他信用道士，迷恋神仙方术，迷信上天降下的“祥瑞”。针对此种情况，湛若水先上《乞上下一心同济圣治疏》，指出当时朝廷政治混乱局面的根源在于皇帝远贤臣、亲小人。再上《乞谨天戒急亲贤疏》，请求皇帝审慎地对待天命的问题，不要过分迷信，更不要被道士们所蛊惑。朝廷最急迫的事情是重新起用有道德、能力强的能臣干吏，将他们安排到各级岗位上，给予重任。不过，湛若水的这些建言并没有引起嘉靖皇帝的重视。

眼看朝政愈加腐败，湛若水又上《经筵讲学疏》，直接指出嘉靖皇帝“渐不克终”，没有把即位之初的政治抱负坚持下来，而是受到左右近侍“声色异教”的蛊惑，使林俊、孙交等贤臣离朝引去，让尽忠职守的臣子寒心。

嘉靖三年（1524年），湛若水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在赴任途中，湛若水给嘉靖皇帝上《申明学规疏》，明确提出应当对国子监进行整顿。他认为当时的国子监只注重培养学生参加考试的“举业”能力，如此则会使学生在考中科举后，只知追求功名利禄，而不注重道德修养。湛若水希望在根源上消灭贪腐的现象，所以他提出“德业”和“举业”两业并举的办学方针。“举业”是通过科举考试为国家培养、选拔优秀人才，“德业”关注的是如何培养人具备良好的道德品格的问题。湛若水认为，教育不能培养只汲汲于功名利禄的人，人之根本应该在于人的品德，读书、作文仅仅是枝叶。国子监的教育只有两方面都不偏废，才有可能为国家提供一流的人才。

湛若水在国子监祭酒一职上，开设讲院，刻《心性图书》，教以“随处体认天理”的治学宗旨。嘉靖六年（1527年），湛若水国子监祭酒任期满后，因朝廷对他任职期间的成绩较为满意，便提升他为南京吏部右侍郎。两年后，湛若水再升职为南京礼部左侍郎。

在南京礼部左侍郎的任期内，湛若水参与朝廷南郊与北郊分祭礼仪的讨论与制定。趁着主持北郊祭祀礼仪制定的机会，湛若水先后给嘉靖皇帝上《天德王道第一疏》《天德王道第二疏》《君臣同游雅诗疏》《奉召进讲章疏》《进圣学疏》《劝收敛精神疏》等六疏。在《天德王道》二疏和《圣学》疏中，湛若水建议皇帝“慎独”，远小人亲君子，穷理讲学，万勿被声色异教所迷惑。“诚能于日用之间，随时随处，随动随静，存其心于勿忘、勿助之间，而天理日见焉……帝王之盛德大业，尽于此矣”。大意是要嘉靖皇帝从日常小事开始克制自己，逐步积累，久而久之，可以成就英主仁君的事业。他在《劝收敛精神疏》中，针对嘉靖皇帝失去刚即位时候积极进取的精神而逐渐懈怠的情况，进行婉转的劝说，希望皇帝收敛精神，奋发有为，把国家治理好。

嘉靖七年（1528年），王阳明病故，嘉靖皇帝听信谗言，颁发诏书削夺王阳明的爵位，并宣布阳明心学是伪学，不许生徒研习。湛若水对王阳明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感到非常不满，他不顾自身的安危，写下《奠王阳明先生文》。文中湛若水回忆自己和王阳明数十年的交情，指斥时人对王阳明的污蔑，对王阳明的学说大加肯定和赞赏，毅然为王阳明鸣不平。

倡导节俭  整治南京

嘉靖十二年（1533年），湛若水升任礼部尚书，成为六部尚书之一。官居二品，俸禄丰厚的湛若水却一直提倡节俭。当时南京是一个经济富庶的江南重镇，奢侈之风盛行。湛若水号召大家勤俭节约，不要铺张浪费，不要大鱼大肉，更不要在集市之上聚众酗酒。即便是大年三十除夕之夜，他也告诫百姓不要随便烧纸。在他看来，这不单浪费钱财，更加违反古代礼制。在《甘泉文集》中，他曾这样评价明代岭南政治家邱濬的：“（邱濬）平生只住在一间小屋里，至极品不易。平生不交内臣，平生手不释卷，直有前辈之风。”邱濬也曾身居高位，却能终生保持勤俭节约的本色。湛若水在倡导邱濬这位先贤的节俭精神的同时，刻薄待己，将节省下来的俸禄悉数交出来购买馆田，为书院教育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两年后，七十岁的湛若水达到明朝法定的致仕年龄。他向朝廷上《乞恩引年致仕疏》，请求告老还乡，结果未获批准，转任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向朝廷上《二乞归田疏》，再次请求退休，可是朝廷依然没有批准他的请求。嘉靖十六年（1537年），又上《三乞归田疏》，此次不仅没有批准他致仕，反而在一年后，授任他为南京兵部尚书，令他参与朝廷用兵决策。

湛若水任南京兵部尚书后，推行一系列有效的改革措施。他实行恤商政策，对商铺和商人进行保护。按照当时的惯例，明朝在城市里实行“铺户买办”，将商铺分为三六九等，按行业设置“买办”，称为“商行”。商行先向官府预领已经规定好的某种货物价格，然后替官府采购所需要的物品，并在规定的时间里面，缴纳给官府。但是在不法官吏的控制下，商行往往趁机盘剥商人，他们或对货物进行挑剔，或对商品进行压价，导致大量的商人破产。针对这种情况，湛若水提出“平物价，以苏铺行”的办法，并对从中捣乱的不法官吏进行整治，一时间小商铺的商人都欢欣鼓舞。

此外，当时南京管理仓库的官员还私造大斗，以致百姓纳粮的时候，要比原本要缴纳的粮食多缴一两倍，而这些多出的粮食又往往被官员中饱私囊。湛若水得知后，针对性地提出统一量器，规定只能用标准的度量器具征收税粮，从而大大减轻南京百姓的负担。

为进一步改革和纠正南京地区的奢侈之风，湛若水还颁布有关丧葬的仪礼，不但减省丧葬费用，还使丧葬风俗暗合古礼。当时南京有部分贫苦百姓无钱买地举行葬礼，只能对逝者实行火葬。湛若水听说后，在南京郊区置地命名为“漏泽园”，提供土地给贫民埋葬逝者和致祭。

德刑并重  主张“王道”

嘉靖十九年（1540年）五月，湛若水才终于获准致仕退休。在湛若水的为官生涯中，他一直都践行着自己的一套政治思想，即“德刑并重”，主张治理国家的时候，统治者应当德治与法制并举，二者不可偏废。湛若水认为，刑罚和道德是统一的，道德是根本，刑罚是辅助。刑罚只能起到一种警戒的作用，德才兼备之人实行“德治”，才是治国根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治也叫作“王道”，刑罚则称为“霸道”，也就是说，湛若水主张以“王道”政治为主，辅以“霸道”。

湛若水认为，皇帝和官员都要以德修身，要注重官德的培养。从政者应首先端正自己，如果统治者自己行为端正，官德良好，即使不向百姓下命令，百姓也会乐而从之。在他所上的一系列奏疏中，都对正德皇帝和嘉靖皇帝的某些做法提出批评，认为他们没有完全做到“修身正心”，希望皇帝能随处体认天理，克服喜欢游玩安逸的欲望。

湛若水告诫皇帝必须重视“民心”，只有这样才可以坐稳江山。如果和百姓背离，就会危及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人君全倚靠那百姓去护卫他，才得安富尊荣。若非百姓，则城池谁与他守，社稷谁与他保？”因此，统治者不要害怕百姓，不要与民为敌，君与民是互相依靠的。他又把君主比喻为船长，贤臣比喻为助手，普通的大小官员比喻为水手，百姓则是船上最宝贵的货物，外戚内臣只是坐船的客人，间接提出如同荀子“君舟民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所以君主要好好保护百姓，关心民间疾苦，“念天下财尽民穷，降宽贷之诏”。如何去爱护百姓？湛若水说：“牧民者如牧牛羊矣。”君主治理百姓时，必须像牧牛羊者爱护自己的牛羊那样爱护百姓，不可随意扰乱百姓的生活秩序。

湛若水的王道思想还包括选贤任能，去谗远奸。明朝正德、嘉靖时期，正德皇帝不理朝政，吃喝玩乐，荒淫无道，任由大宦官刘瑾为非作歹，残害忠良，从而造成朝堂之上的大多数官员只会玩弄权术、溜须拍马，而无实际的治理国政的才能。嘉靖皇帝即位后，热衷于神仙丹道，一批不学无术的小人又开始霸占高位，并且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打击政敌，导致朝政乌烟瘴气。这些人怀着不同的目的去接近皇帝，口蜜腹剑，造成纲纪败坏。湛若水对此十分忧虑，在多次对皇帝的上疏中，针对上述现象，果敢直言，鼓励皇帝任贤能、远奸臣。

兴教办校  书院讲学

嘉靖十九年（1540年）十月，湛若水回到广东。晚年，湛若水在广州主要致力于文教方面的活动，兴建书院、推动讲学，分别在罗浮山、西樵山、广州城内的天关及增城甘泉设置居所，修建书院。他春居罗浮，夏居西樵，秋居天关，冬居甘泉，四时讲学，不废弦歌。他还在天关精舍建立一座祝圣台，每当正朔、冬至和孔子诞辰都会率领乡中缙绅对着京师的方向瞻仰叩拜，以表示不忘朝廷之意。

湛若水一生以兴办学校、传播理学为己任，他平日除简单的生活开支外，其余的俸禄都花费于购买馆田、赡养四方学者，这些馆田分布在广东广州、南海、增城、博罗、曲江等地，外地如南京，扬州，安徽池州、徽州，福建武夷，湖南南岳等处也有湛若水所设的馆田。为防止部分学生大手大脚，挥霍浪费，湛若水特意编写《崇俭约言》以示训导。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四月，湛若水在广州禺山精舍逝世，享年九十五岁。他逝世后，朝廷追赠他为太子少保，赐谥“文简”。

参考文献

[1]（明）郭棐撰；黄国声，邓贵忠点校：《粤大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

[2]（清）黄宗羲：《明儒学案》（下），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3]（清）道光《广东通志》卷二百七十四。

[4]（清）光绪《广州府志》卷一百二十五。

[5]（清）嘉庆《增城县志》卷十三。

[6]（清）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八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7] 刘兴邦、江敏丹：《岭南心学传人湛若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摘自《清风峻节——广州历史人物廉洁事略》（广州市纪委监察局和广州大学历史系编）

《清风峻节——广州历史人物廉洁事略》是由广州市纪委监察局牵头，联合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和各区纪委监察局，开展广州市廉洁历史文化的普查工作，在全面搜集整理普查资料的基础上，以广州市纪委监察局、广州大学历史系为主体编撰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