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战：谈家巷风云

在繁华的中山四路上，李占记钟表行的旁边，有一条窄窄的通道，叫谈家巷。

不知道它算不算是广州最短的一条巷：站在巷口，小巷的尽头就近在咫尺。又小又窄的巷子里，数来数去也只有两间平房和一幢三层楼房。房屋皆己老去，但是细细端详，有一栋三层的小楼，满面的尘灰色下，精致的窗棂、庄重的大门，隐约透出当年的华美。

这不是一栋平凡的小楼。战争岁月，它是日军重重包围之中我党一个秘密据点——东江纵队交通站。大批参加武装斗争的党员和青年在此中转，无数重要的情报从这里发出……在它平静的面孔下，曾经汹涌着动人心魄的暗潮。

这不是一栋平凡的小楼。在它布满灰尘的角落，充满了难忘的记忆。这里记载着一个普通的家庭对脚下这片土地深沉的爱，也记载着两个老人相孺以沫的爱情。

暗战

谈家巷2号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日本人对广州实行长达7年的残暴统治。

广州的地下工作在紧张有序地开展着。日军刚侵占广州的时候，党着重利用香港作为敌后活动基地。1941年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香港的交通被封锁，作为敌后斗争基地的客观条件已不复存在。此时，广州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交通往来，传递信息，收集敌伪情报，为游击队采购物资等，往往需要转移到广州才能办到。加强广州地下斗争，已是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从 1941年开始，中共粤南省委、北江特委、东江游击队、珠江游击队四个系统，分别派了一批共产党员进人广州开展地下斗争，建立联络点、交通站，为抗日游击战争服务。而谈家巷东江纵队交通站就是当时非常重要、且一直安始用到解放战争胜利的秘密据点。

谈家巷2号，是一栋三层半的小楼。小楼的主人，是一位三代世居加拿大的华侨，名叫钟德祺。他的儿媳妇、现年82岁的曾还老人告诉记者，钟德祺是同盟会会员，旅居国外期间，他就把很大一部分积蓄都捐献给了革命活动。在海外漂泊了大半生，1924年，钟德祺回到广州，他与几位华侨合资在长堤创办新亚酒店，在东山兴建浸信会医院，以此报效祖国。也是在那一年，他在谈家巷建了两幢房子，希冀可以在此过一个安稳的晚年。

纷乱的时世却没有给他这一个机会。谈家巷2号，命中注定会有一段更传奇的“人生”。

现今的谈家巷2号

传单从这里撒出

这要从钟德祺的儿子钟国祥讲起。

钟国祥生于1921年，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广州被日军侵占后，他随校撤离广州，辗转信宜、郁南、韶关等地，继续开展抗日活动，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42年5月，钟国祥受组织派遣，回广州开展敌后工作。

钟国祥的使命，最终得到钟德祺的全力支持。钟德祺专门腾出房子，给到联络站落脚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使用。

钟国祥的公开身份，是一名做故衣生意的水客，这只是一种掩护而已。

很快，联络站送出了第一份情报：日军将要进攻珠江纵队第二支队根据地的行动计划和军用地图。

此后，通过联络站，我党的一些重要文件和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游击区。而党的负责同志也利用联络站长期在广州隐蔽，开展工作。1943年初，中共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从粤北来到广州，以商人身份为掩护住在钟家。此后，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黄松坚都经常在钟家出人，而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陈翔南、张江明、余美庆、董世杨。钟达明、何君侠等人，也都先后在联络站落脚，以公开身份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地下党组织的一些秘密会议、地下党组织与东江纵队的接头，也都在联络站进行。

一向寂静的谈家巷，忽然多了这么多来来往往的年轻人。为了消除日本人的疑惑，钟国祥进人日本人办的日语学校学习日语，以便与日本人打交道，并从中结交日本商人。军人。父子两人还常常主动与左邻右舍交往，倾谈做故衣生意的“生意经”，附近的日本人也就深信他们是地道的生意人，这一秘密交通站从未受过骚扰。

1944年，中共广东组织为发展和壮大东江纵队，决定派钟国祥赴粤北，将当地的党员和进步青年，送到部队参加武装斗争。钟国祥在粤北联络了30多人，分批带回广州，安排在自己家里隐蔽，等候部队交通员前来分批转送东江纵队。次年，珠江纵队成立后，也曾以谈家巷2号之一作为秘密交通站。1945年5月，日军疯狂扫荡五桂山区，企图剿灭珠江纵队。为减少人员伤亡，珠纵决定让一些非武装人员撤出第一线，其中二三十人秘密潜回广州！，隐蔽在谈家巷钟国祥家，直至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前夕，中共广州地下党组织为鼓舞士气，决定在广州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散发抗日传单行动，传单由广州地下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人陈翔南负责起草，标题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告全市同胞书》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告全市同胞书》。谈家巷2号成为印刷抗日传单的秘密印刷点，共印出传单几千份。晚上9时，广州地下党组织采取统一行动，钟国祥和他读初中的弟弟钟国华、妹妹钟洁娴联络了几个小同学，拿上传单，走到大街小巷，把传单塞进家家户户的门缝里或信箱中，也有少量张贴在公共场所，有的传单就放在高楼栏杆上，任其自行飘落。第二天，广州的大街小巷都在议论告全市同胞书，日本人和伪政府恐慌了，歇斯底里地到处搜捕并撕毁传单，而广州人民却从中看到了党的力量，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

谈家巷2号的主人

谈家巷的故事一度深埋。

战争岁月，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在秘密进行。和平年代，当年的暗潮汹涌更加鲜为人知。直到200年7月，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这幢三层的小楼门外，镶嵌上“文物标记”牌，上面写着：“东江纵队在广州建立的交通站旧址，中山四路谈家巷2号之一”

站在小楼前，抬头仰望这块身躯单薄的铭牌，82岁的曾还老人说：“有谁知道，这块薄薄的牌子，承载着多少沉甸甸的故事。”

钟国祥

说起自己的丈夫，曾老总是微笑的表情。在她的心里，钟国祥是一位完美的人。他勇敢、聪慧。豁达、善良，爱自己的家人，更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

小时候的钟国祥，学习成绩很好，念的是广州的名校——广雅中学（当时叫省立一中），可是在初三这一年，他却面临留级的“厄运”。因为他的操行是“丁等”——1935年，从北平传来了一声怒吼，爱国学生们发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举世震惊的“一二·九运动”爆发。消息传到了广州，钟国祥的心中澎湃着高涨的革命激情，他被选为班代表和学校初中部纠察队队长，1936年1月9日，他拉响了学校的大钟，全校学生一千多人应声而动，冲出学校，参加广州学生抗日爱国大游行。

那一年，钟国祥15岁。

虽然“操行”让校方头疼不已，统考成绩优异的钟国祥最后还是顺利升上高中。1938年，日军侵占广州前，钟国祥随学校迁到顺德碧江，这时学校已改回原名广雅中学，钟国祥参加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广雅支队，担任宣传部副部长。1939年，钟国祥经老师赵元浩介绍，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那一年，他18岁。

曾 还

此时，曾还还是个13岁的小姑娘，正在乱世中辗转于香港和广州之间，艰难求生，尝尽人间冷暖。

1941年，在做了一段时间的小保姆后，曾还进人澳门镜湖医院护士学院学习。当时的澳门，遍地哀鸿，大批从香港撤出来的难民在这里饿死、冻死、病死。每一天，都有运尸车将大批的尸体运到医院。

中共早期党员、著名的医学专家和医学教育家柯麟是当时医院的院长。他对曾还影响极大。曾还记得，有一天，在医院值班的她，趁着休息的间歇偷偷地看斯诺的《西行漫记》，越看越人迷，忘记了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她突然听见身后有响声，转头一看，是柯院长。曾还紧张极了。她还不知道，柯赚本人就是一名地下党员，在澳门以行医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柯腔和蔼地问曾还看这本书有什么感想。曾还回答：“中国有很多好人，所以中国不会亡！”

从那天起，柯湖每周会有一天把曾还叫到办公室，给她一叠医学讲稿，给她开‘小灶”，有意识地培养曾还。曾还说，因为受进步书籍的影响，她一度想休学，上前线去尽一分力。可是柯麟阻止了她，并且要她踏踏实实地学习本领，“等你毕业，我第一个把你送去战场”

1944年，曾还从学院毕业，如愿以偿地到了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参加革命。那一年，她也正好18岁。

小楼一夜听风雨 每个角落都有记忆

受过专业训练的曾还当上了小老师，开始培养战地卫生员。在这里，她认识了已经23岁的钟国祥。

钟国祥是从东江纵队派过来的领导。虽然年轻，却有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与稳重。曾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他，最深的印象是他那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小领导第一次和她谈话，是问她有没有阅读过《中国共产党党章》。再后来，钟国祥问她有没有男朋友，曾还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说：“我现在年纪小，有很多重要的事去做，为什么要找男朋友？”

“大眼睛”笑嘻嘻地说：如果哪一天你想找男朋友，要第一个考虑我啊！

曾还渐渐发现这个“大眼睛”其实并没那么严肃，他脾气很好，而且学识渊博。因为情趣相投，两个人的共同话题很多，逐渐走到一起。

1946年，曾还和钟国祥在香港结婚了。那一年，他25岁，她20岁。

在结婚之前，曾还就已经听钟国祥说过谈家巷2号的故事了。

1945年，为保存革命实力，保护地下党工作人员，曾还按照上级指示到了谈家巷东纵交通站。两人结婚之后，曾还还在谈家巷2号生活过好几年。

踩着窄得只容一个人通过的楼梯走到三楼，晦暗的光线突然变得明亮。这里是曾还留下最多记忆的地方。曾还回忆：一楼是当时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住的，他通常在那里进行秘密的工作；二楼出租；钟国祥一家则住在三楼。

东边窗户外，郁郁葱葱的大榕树在阳光下摇曳。曾还说，这里当年是永汉公园，日军侵占广州后被日本人占领为神社，而房子西北面的商务印书馆，被日本三井洋行占用；巷口西侧的李占记钟表店，是日本富士洋行占用；东侧则是日本人开的果子店。小楼处在四面被日本人包围的状态下。地下党员们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进出。

因为交通站安在家里，钟国祥的家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了“兼职”地下党员。每天早上，钟国祥的妈妈就挎上篮子，借口上街买菜，到街头巷尾四处转悠，确定没有危险后，钟国祥的父亲钟德祺就带着黄松坚到惠爱路云来阁茶楼饮早茶，趁机与省临委的梁广接头，以谈生意为名交换情报，研究建立和发展粤北地区人民抗日武装斗争。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动作、手势都传递着重要信息；阳台上晾着的衣服，是平安的信号。

钟家老小为交通站倾其所有。谈家巷2号不仅负责掩护来此中转的同志，还负担他们的生活费和交通费。钟国祥不仅扮演“水客”，他也确实通过这种方式筹集了不少资金。而钟国祥的父亲钟德祺，当时是新亚酒店的股东之一，也以卖股的方式拿出资金支持儿子。

谈家巷2号的楼梯

一生不悔的选择

1948年9月，交通站暴露了。

钟国祥与曾还在家中被捕，最后被判死刑和无期徒刑。1949年初，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国民党当局做出和谈姿态，释放部分政治犯。钟国祥的父亲趁此机会，以四万港元疏通了审理钟国祥案件的法官马卓南，把钟国祥夫妻保释出来。

自始至终，他们没有向敌人吐露党的机密。在被捕关押期间，与他们有联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无一被捕。但是因为这一“历史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钟国祥和曾还被开除党籍，蒙冤三十年。曾还说，这三十年，比做地下工作时还痛苦。不过，他们从未怀疑过自己的信念。

她曾经问钟国祥：“我们参加革命时，你想过会这么快就解放吗？”钟国祥说：‘’没有。那时是做好准备长期艰苦奋斗的。”曾还说：“我再问你，你想过以后当官吗？”钟国祥说：“没有，我是准备流血牺牲的。”曾还说：“我们连命都可以不要，受点委屈算什么？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一样干好工作。”三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们互相激励：要坚持下去，历史会证明他们的清白。

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刻，他们也从未想过离开祖国。事实上，钟国祥和曾还有亲人在香港，曾还的哥哥曾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名震一时的建筑商，香港柯士甸地王，“正记”公司的老板，香港最大慈善团体东华的元老。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正手中拥有十五幢大厦，身家过十亿。钟国祥本人是学建筑的，曾正一再劝钟国祥和曾还来香港，但是被谢绝了。

曾还说：“因为这片土地最需要我们。”

1984年，钟国祥终于接到了平反通知书，他们两人的党籍也都恢复了。沉冤三十年之后，他们迎来了阳光灿烂的日子。

1983年，黄松坚等多位曾经在这个交通站工作居住的地下党工作者写证明，要求将这屋子还给钟家，1995年，这份曾被贡献出来进行革命斗争的家业才又正式归还了钟家。

钟国祥于2004年病逝。

他的照片依然在家里的墙上微笑着。那是25岁的他，英俊少年。在他身边，是他21岁的妻子曾还，戴着一副眼镜，微笑着。

曾还说，她从未后悔过这一生做出的选择。如果不是走这条路，她不认识钟国祥，辛苦了一辈子，也幸福了一辈子。

                                     （摘自：红色史迹  撰文：金 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