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战线的地下尖兵

1945年11月，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联合分店在重庆成立，简称重庆三联书店，第一次公开使用“三联”的店名。

1948年10月，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三店在香港合并，正式成立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联书店。

那么，广州兄弟图书公司与三联书店有什么联系呢？

开业：肩负党的使命旁

1944年春夏时节，日本侵略军实施贯通中国南北、联接南洋交通线和摧毁美国空军在华基地的所谓一号作战计划。原来相对平静的地区骤起战争阴云。根据上级指示，设在广西桂林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的部分人员撤往重庆，部分人员撤往广西东部的贺县八步镇，在那里建立合作书店，起名为兄弟图书公司。稍后，又在粤北的连县建立了另一家兄弟图书公司。

抗战胜利后，按上级要求，兄弟图书公司结束在桂东和粤北的书店，赶赴广州建立兄弟图书公司。

广州兄弟图书公司旧址

被日军侵占7年之久的广州，百业凋敝，满目疮痍。百姓刚刚结束了战乱的日子，渴望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但是，国民党接收大员一到广州，就不分昼夜，争先恐后地搜劫物资财产，强占房屋，勒索压榨，无所不用其极。每逢黄昏时分，国民党军队的官兵三五成群，勾结汉奸地痞，借搜查敌伪物资为名，四处强闯民宅，抢劫财物，许多土匪流氓也趁火打劫，弄得人心惶惶。加上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百姓苦不堪言。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罔顾百姓重建家园，过上和平安定日子的愿望，大肆调兵遣将，包围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内战。

一天，广州市民在中华中路（今解放中路）四牌楼挂了一个瓦饭煲，两边贴着纸条，上面写着“抗战八年无米煮，和平三日吊沙堡”，讽刺民不聊生的时局。

正是在这政局变幻的时刻，担负着宣传进步文化思想、联络党的地下工作的使命，1945年10月，广州兄弟图书公司在惠爱东路（今中山四路）开业了。

广州兄弟图书公司屋顶的图书标志

经销：商业色彩之下的红色活动

兄弟图书公司经营出售《自由世界》等进步报刊，出售的书籍有《大众哲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主义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毛泽东刚刚在中共七大发表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特别受到了热心时事政治的读者的关注。毛泽东在这篇报告中，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丰富的内容，新颖的观点，吸引了大批进步人土特别是青年学生。他们阅读购买了这些进步书籍，秘密地在学校翻印、传阅，许多学生在爱国民主思想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独裁反内战的斗争，走上了党领导的革命道路。

兄弟图书公司的任务是宣传革命思想，宣传党的主张，同时，也经销知识性、科学性的书刊读物。为了使书店更具商业色彩，书店还经营文具生意。为了应付国民党当局，店里也零售国民党的反动报刊，书店把这些反动报刊放在书架最不显眼的地方，摆放两天后就收起来，月底如数退还。

兄弟图书公司除了发行进步书刊以外，还作为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联络失散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力所能及地帮助因战争流落内地，战后又辗转来到广州的进步文化界人士，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梁漱溟、黄药眠、高士其、陈此生等著名文化人士都曾留宿广州兄弟图书公司。

广州兄弟图书公司开业以后，很快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每天都有许多读者前来看书买书，门市部的人群熙熙攘攘。兄弟图书公司还给外地的同志送去报刊书籍，使从事艰苦斗争的游击战士获得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转移：开拓新中国文化事业。

然而，广州兄弟图书公司很快受到敌人的注意和监视，经常有不三个四的人混在书店里，书店的同志预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做好了应付敌人的思想准备。果然，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国民党广州当局加强了对舆论宣传的控制。

1945年 10月，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随后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全国人民都热切盼望能够实行国内和平。但是，国民党反动派逆潮流而动，协议墨迹未干，国民党特务就制造了重庆较场口事件，打伤郭沫若等民主人士。正在明朗化的国内局势又蒙上了一抹阴云。

此时，国民党广州当局也展开了查禁进步文化事业的行动，加强了对新闻出版界的控制。广东文化协进会由广东保安司令部负责，召集省市党部、省市三青团、省市社会局、省市教育局。宪兵团、警察局、军统局办事处等定期开会，列出查禁文化出版单位的名单和书报刊物。地下党组织也接到情报，敌人准备下毒手了。

1946年5月4日上午，国民党广州当局借“五四青年节”的名义，组织反苏反共游行。一批乔装成学生的特务混在游行队伍里，手持棍棒、铁锤、斧头冲向兄弟图书公司，砸坏书店的招牌，打烂门窗，掀翻书架，撕毁抢走店内的图书，甚至动手打伤书店工作人员，将公私财物洗劫一空。

敌人的暴行，激起了各界人士的义愤。他们用不同方式纷纷谴责国民党当局独裁统治的残暴手段。中国民主同盟港九支部、蔡廷锴将军、全国文联港澳分会、孙中山当年的侍卫长等相继发表声明，表示对国民党这一暴行的愤慨和抗议。许多读者还写来慰问信，表达了对兄弟图书公司的同情和支持。一些读者闻讯专程赶来书店慰问，有的买定价一元的书籍，硬要付五元的书款。有的读者把暴徒们扔在马路上的书刊搜集起来，整理好送回书店。

这次事件，也体现了兄弟图书公司平时注意团结同业，平等对待生意伙伴。事件之后，不仅没有任何一家私人书店出来支持国民党的反动暴行，相反，广州书店同行十分愤慨，纷纷表示以罢市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

5月5日，兄弟图书公司照常营业。这一天，来书店看书买书的顾客比平时多了好几倍，门市部挤得水泄不通，营业款突破20万元，超出开业以来的任何一天。广州人民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抗议；表明了对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文化事业的支持。

各界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大大增强了兄弟图书公司同志们的信心。尽管环境艰难，他们仍要不屈不挠地奋斗下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内战阴云愈来愈浓。国民党反动派在发动全国性内战之际，变本加厉地镇压各地民主爱国运动，封杀进步文化事业。

1946年6月5日，国民党特务再次洗劫了兄弟图书公司。6月21日，竟然蛮横无理地查封了书店，并且四处搜捕书店负责人。与此同时，广州地区其他进步文化机构，如华商报和正报办事处、广州快报供应社、光明书店、正大书店等，以及部分书报摊，都遭到敌人的查禁。一时间，广州天空乌云密布，阴风阵阵，刀光剑影，令人窒息。

国民党当局对兄弟图书公司的残酷迫害，阻挡不了要求民主进步的潮流。敌人的疯狂行径，更加暴露了其怯懦的心态和虚弱的本质。许多读者来信表示，认清了国民党当局的真面目，毅然放弃了最初的幻想和疑虑，投人到反独裁反内战的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去，成为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一员。

敌人关闭了兄弟图书公司，但是关闭不了人们对进步、对民主、对真理的向往。人心所向，也决定了国内政局的走向，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日子不长了。

广州兄弟图书公司被关闭后，其工作人员大都转移到香港，加人以邓家恺为经理、廖沫沙为主编的新民主出版社。该社是我党在香港设立的正式出版机构。

1949年 10月，新民主出版社的10多位同志率先进人解放区，随南下的人民解放大军解放广州，接管了国民党正中书局及其他文化机构，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广州新华书店，成为新中国建立后广东图书出版事业的开拓者。

广州新华书店在广州市永汉北路265号（现北京路347号）开业时的外景

广州兄弟图书公司是党领导下的隐蔽战线的勇士，是红色文化战线的地下尖兵。在兄弟图书公司外墙上的图书标志上，前辈们用鲜血写满了奋斗、坚韧和忠诚。他们为爱国进步文化事业的发展，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摘自：红色史迹   撰文：吴克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