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峰山：肝胆相照迎解放

帽峰山位于广州市东北部，绵延十多平方公里。这里山高林密，群峦起伏，风景秀丽，在解放战争时期，它还是广州东北郊人民游击队的主要基地。在这里，曾经回荡过战斗的枪声，演绎了中国共产党与农工民主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迎接广州解放的动人故事。               

今天的帽峰山

先遣总队受挫

为了寻找当年广州东北郊人民游击队和粤赣湘边纵队第三支队先遣总队在这片地区的革命战斗事迹，2009年6月23日，我们专程邀请当年战斗在帽峰山的司徒彤（嘉禾新村武工队队长）、阮洪（负责编印游击队传单）、黎斌（机枪手）一同驱车至帽峰山寻找当年战斗踪迹。不巧的是，当天风大雨大，汽车顶着风雨，在帽峰山脚下穿行。据说在这一带贫穷的山乡，昔日有许多泥屋草棚，那里曾是一个又一个的游击队战斗据点，但现在已不再可寻，有的只是一栋栋漂亮的现代式民居、厂房、办公楼等。所幸的是我们终于如愿来到了第一个目的地：冯迳下村革命烈士碑。

烈土碑坐落在冯迳下村虎窿群山之中，碑前培松环绕，碑身简朴庄严，碑文记载了解放前夕（1949年7月）粤赣湘边纵队第三支队先遣总队的一场惨烈战斗及牺牲的烈士英名。司徒彤、阮洪、黎斌等老同志怀着沉重的心情，向我们讲述了当年这场战斗的发生原因和经过：1949年3月，中共番禺县工委禺北中心区委派共产党员陈鹏和农工党党员江坤、赖祥辉等人打入敌人心脏，在广州沙河成立了“白皮红心”的国民党广州警备区司令部第一总队第三大队和独立第十中队，赖样辉为大队长，江坤为中队长，陈鹏化名陈伟文任第三大队和独立第十中队的文书。是年7月20日，国民党广州警备司令部命令第三大队和独立第十中队于下午9时到人和圩集中前往围剿驻在帽峰山的游击队。陈鹏、江坤获得这“命令”后，立即雇了车前往太和镇的大元洞交通站，向交通员李活洲传达了这一重要情报，请他立即上山汇报，迅速转移，切勿延误。这时，广州东北郊人民游击队队长李汉光因患伤寒病在省中医院隐藏留医，副队长周伯尧、梅日新听了李活洲的汇报后，果断地趁夜率队转移隐藏，并派出两位同志向东江第三支队先遣总队总队长朱骥通报情况。21日清晨，当广州警备司令部纠集一千多人在帽峰山围剿时，广州东北郊人民游击队已安全转移。驻扎在虎窿冯迳下村一带的东江第三支队先遣总队转移时被敌人包围，战斗十分激烈。突围中政委崔楷权、总队长朱骥、大队长陈光照等7位同志壮烈牺牲，另外4位同志被俘后惨遭杀害。

帽峰山革命烈士纪念碑

禺北事件

下午，我们驱车继续寻找帽峰山战斗踪迹，本来希望能寻到当年东北郊人民游击队活动据点石船村和矮樟村，但天公不作美，下起大雨，我们只好改到较易寻找的另一活动据点——新村。一路上，几位老同志向我们讲述了新村的革命故事：

新村位于广花公路的东侧，分上下新村，只有几户贫农、几户中农。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已进人了战略反攻阶段，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挽救败局，在广州及郊区各县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48年7月2日，国民党广州警备司令部派了500多名刑警和便衣特务，分两路搜捕了南沙井学校的李汉光、吕任远，大圳口学校的黎春华，横江学校的吴棣华，马市岭学校的吴锦华、刘乐容，水口学校的靳培心，石船学校的张腾辉，木强学校的吴创中等9人，其中3名是共产党员（其中2人又是民盟成员），4名农工党党员（其中2人又是民盟成员），2人是革命群众。这便是“禺北事件”。7月3日，中共番禺县特派员、县工委书记周健夫亲自到各据点作应变指导和部署应变措，避免了革命力量的损失。被抓的9位同志虽坐牢7个多月，饱受敌人严刑拷打，但始终拒供哪个是共产党员。后经组织营救，9人全部出狱，谱写了“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一曲战歌。

1948年8月，中共禺北独立区委为恢复被破坏的据点，派了党员周伯尧、朱融到马市岭，司徒彤到了新村小学任教，任务是深人发动群众，建立革命组织，开展武装战斗。随后，黄炳广才、黄剑深、黄定中、华根坤、罗雨、阮洪、胡荣干等同志先后到新村协同工作。        

帽峰山上话当年

我们的车在山路上转，几位老同志一直兴致很高。司徒老伯一路上又给我们讲了以下几个故事：

千里寻夫

1948年底，我还是个年仅21岁的年轻小伙子，又是提着脑袋来干革命的，自然不会那么快结婚，可在新村却闹出个“千里寻夫”的笑话。幸好这时成立了地下农会和起义委员会，得到两会人员的相助，才不至闯出祸来。现在回首当年，还觉得好笑。

当时正值隆冬，北风凛冽，从北江乘车前来的邝、李两位女同志到太和镇下车后，便匆忙往首站目的地新村、马市岭进发，约走了5公里到龙归镇时夜幕便已降临了。人地生疏，惶惑间，忽然遇见一个中年人，便要求他相助带路前往新村，报酬是金元券5元。

从龙归镇到新村约三四公里，途经竹仔园时，已是漆黑一片，公路上静悄悄的。带路的人大抵是在龙归镇赌输了钱，看到两位年轻小姐手无寸铁，顿起歪心，强行搜身，抢去纸币十多元和派克墨水笔一支，抢后还带了一段短短的路程。部李两女同志遇抢后，急于寻找可靠的人带路，忽然看到公路旁一位农民在田里舀水淋菜，便跑上前去呼喊农民叔叔相救。那位抢东西的中年人见势不妙，便溜走了。

淋菜的农民闻声，手持水瓢，上前来询问何事。两位女同志便将从北江前来新村途中被抢的经过告诉了这位农民，恳求他相助引路。竹仔园村与新村是左邻右里，素来和睦，彼此熟悉，可眼前这两位小姐却是这里的农民未见过的，他便惊奇地问前往新村有何事和找何人。姓邝的女同志说：“我们前往新村小学找司徒先生的。”这位农民心眼儿细，又询问：你是司徒先生的什么人？邝同志看见这位农民诸多怀疑，尤其在茫茫黑夜中不知新村在何方，担心再生意外，遂急中生智，也顾不了那么多，直言“我是司徒先生的老婆”。这话一说，果然奏效，那农民立即兴高采烈地说：“啊！你是司徒先生的老婆，我认识他，我认识他，我带你去，我带你去。”农民说罢，放下手中的长柄水瓢，欢欢喜喜地带着她们来到新村。

时虽严寒，人们晚上仍习惯在榕树脚下、祠堂门口三五成群地聊天。带路的农民见到新村的村民频频点头招呼，随即指着邝小姐大声说：“她是司徒先生的老婆，是来找司徒先生的，刚才在公路上被贼仔抢嘢（东西）呀！”聊天的农民们闻声围上来，顿时议论纷纷。有人说：“我到过广州司徒先生的家里，他是没有老婆的呀。”也有人说：“可能是被遗弃的妻子，现在来搵（找）老公呀。”年老的人推测说：“看先生的人品，不会是抛妻弃子的陈世美，他们一定是抗战走难时失散了，她现在打听到丈夫的下落，便千里寻夫来了。”霎时间，司徒先生有没有老婆、司徒先生的妻子如何被抢成了新村的热门话题。

带路的农民来到学校门前，大声喊道：“司徒先生，司徒先生，你老婆来搵你呀！”邝同志是个精明能干的地下工作者，她随即高声喊：“司徒，司徒。”像是妻子叫丈夫似的。那时我刚从农民的家里座谈回来，正在会客室里看报纸，闻声便答话：“边个（谁）呀？边个呀？”边答话边起身走出去，在会客室门口和农民碰了个正面。带路的农民大声说：“你老婆来了，她刚才被抢呀！”事出突然，我虽摸不着头脑，但猜想来的人一定是自己的同志，便说：“哦，哦，快进来坐，快进来坐。”邝同志知道我就是她要找的司徒先生了，随即上前像妻子见到久别的丈夫那样，亲切地牵着我的手，朝着他们二人说：“你们先进去坐坐休息一阵。”
说罢拉着我往课室里走。到了课室，她轻声细语说：“我们是黄信明派往香港筹款购买寒衣给游击队的，刚才途中被抢，不得不冒认是你的老婆，所以你向外人要认我们是夫妻关系，以免引起怀疑。”还说要往马市岭找周伯尧同志。我们回到会客室，向带路的农民道谢了一番，让他返回竹仔园村去了.

黄信明是中共清远县委的领导者之一，又是江北支队第四团团长，曾来过禺北，与周伯尧到过我处，我是认识他的。我和邝、李两位女同志谈话间，两会会员和村中父老闻讯纷纷前来问候，两会的负责人越敬派、越敬开还立即带了手枪前来学校，随即和我一起护送她们至马市岭村找周伯尧。返回新村后，对假认夫妻一事，立即秘密召开两会会议，权衡利弊后，决定通报情况，由他们分别对农民做解释工作，说邝小姐是周伯尧先生和司徒先生的旧同事，此次是来探访周伯尧，因途中被抢，不得不冒认是司徒先生的老婆，要求农民不要将这事往外宣扬，以免影响司徒先生的声誉。有些喜看粤剧的村民，听了两会会员的解释后，笑说：“以为是千里寻夫，原来却是假凤虚凰。”

假认夫妻的风波，在两会会员的帮助下，很快便平息了，新村的这个据点也得以保存下来。

                            过 关

中共禺北独立区委为了加强宣传工作，扩大政治影响，分化瓦解敌人，委托我和黄定中负责编印小报传单。

黄定中是在上新村小学当教师的地下党员，他工书法、善刻蜡纸，常常在晚上偷偷摸摸地拿起钢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刻写蜡纸，彻夜不眠（后转移大圳口，由阮洪编印）。我那时负责武工队，白天多隐蔽在集贤庄、磨刀坑村农民的屋里，晚上则秘密到各村召开会议，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开展反对国民党征兵、征粮、征税的“反三征”斗争。黄定中刻好蜡纸后，我便深夜摸到上新村他的住处。虽说上下新村的农民觉悟较高，处处掩护我们，但这里距离反动统治中心广州很近，又位于公路，在遍地腥风、四处狼犬的情况下，我们仍不得不提高警惕，关门闭户，用黑布毛毯将门缝窗口遮盖得密密实实，不让是夫妻关系，以免引起怀疑。”还说要往马市岭找周伯尧同志。我们一点儿光露出，以免外人察觉。我们两人把油墨洒在纸上，再用钉在木板的展皮，轻轻地在蜡纸上扫出一张张小报传单。初春时节，寒风刺骨，虽披寒衣，午夜仍然难熬。待到炎夏，天气闷热，室内密不透风，既无风扇，蚊子又多，且不能说话，一印便是两个小时，其难受滋味断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我们全凭革命信念支持，以苦为乐，毫无怨言。

天蒙蒙亮，我捆好小报传单，或装在菜篮子里，或藏在衣服包内，静悄悄地携回武工队的驻扎地，然后再送往区委转发给各个据点。传单是由区委确定一个晚上同时在各个圩镇上散发的。每次散发后都引起很大的震动，群众暗暗地奔走相告，影响极大。为了分化瓦解敌人，要将印有《中共华南局声明》和《约法三章》等内容的传单，寄发给禺北各乡的乡公所和自卫队。考虑到不能让敌人察觉我们的据点，必须将传单在广州各区马路的邮筒里分散寄出，这个任务交由我一人负责。4月间的一天，我穿上西装，胸前佩戴了从广州弄来的某报社章证，俨然一个下乡采访的新闻记者。我把传单用信封封好，写上寄往各乡公所、自卫队后，用报纸卷在里面，拿在手上。我绕道至嘉禾车站上了大客车后，便留心观察外面的动静。当车驶至广州流花桥总站时，从窗外望出去，看见很多国民党的军警在搜查乘客，这在流花车站来说，是那年没有发生过的事，我不禁大吃一惊。我原打算在发生意外情况的时候，将传单抛往田野外，但现在已来不及了。若把传单放在别人的座位上，一旦被敌人发现，这位乘客便会被拉人狱。一个革命者，是绝对不能这样做的。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只好咬紧牙关，壮着胆，沉着应付了.

汽车在总站停了下来，手持冲锋枪的军警，凶神恶煞地沿着座位要乘客逐个站起来，举起双手，让军警全身搜查一遍。我坐的是最后三排，幸好这次是伪装记者身份，没有携带手枪，当军警站至我的面前时，我便强作镇定，若无其事地站起身来，举起拿着“报纸”的双手。军警两眼盯着我，问我做什么的，去哪里。我用左手指着胸前的证章，说是下乡采访的新闻记者。他看了看我佩戴的证章，又全身上下望了望，看见我手上既没有枪支，也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便让我放下手坐下，随即搜查下一排的乘客了。谢天谢地，我终于渡过了这个死亡大关!

到达广州后，我按计划把传单往现在的越秀、东山、荔湾等几个区的多条马路上的邮筒投递。任务完成了，肚子也很饿了，便拐人小巷，进了小食店，要了一小碟油炸花生、二两双蒸白酒，饮起越过死亡关的胜利酒。大约是神经过于兴奋吧，只觉得吃的油炸花生特别可口，喝的双蒸白酒特别香。饭后，随即乘车至嘉禾，返回武工队的驻于地。

不速之客

嘉禾乡乡长黎宝君，是个横行乡里的恶霸劣绅，又是操纵乡里武装的实力派。1949年6月间，区委为了减少阻力，指示我们对他分化瓦解，争取他严守中立，不要顽抗到底。武工队中，我和罗雨是外地人，又是知识分子，其余五人都是当地的农民，此任务宜由我和罗雨执行。

黎宝君的胞弟黎宝祥，一向从事教育工作，担任嘉禾小学校长。我们通过新村村民了解到他为人正派，在乡中颇有声望。他妻子的胞妹周山（又名周翠芬），原是仁风乡第一保国民学校的学生，是时已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到了广州禺山中学读书。遂由她去了解黎宝祥的政治态度，以便争取他去做黎宝君的工作。周山利用假日前去探望姐夫，和他攀谈时局，黎宝祥说国民党太腐败了，太不得人心了，很快将会是共产党的天下。我们掌握了黎宝祥的思想动态后，便决定去会见他。考虑到嘉禾小学与嘉禾乡公所和自卫队相距很近，会见时必须作好充分的戒备。

时已炎夏，天气酷热，我和罗雨穿上唐装衣服，各揣手枪一支，从集贤庄绕道至嘉禾小学。学校在嘉禾圩旁的半山岗上，是一所颇具规模的完全小学。我和罗雨当过教师，对学校的生活当然是熟悉的。我们漫步至校务处门口，很有礼貌地向教师询问黎校长是否在校。黎宝祥闻声便迎上前来。我们客气地说有事前来拜访，可否抽点时间指教指教。他见我们彬彬有礼，毫无恶意，料是教育界同仁，便领我们到会客室商谈。

到了会客室，黎宝祥便招呼我们坐下，随即亲自斟茶奉客，接着是互通姓名，我和罗丽都说了个假姓名。罗雨是个很有斗争经验的党员同志，我们事先约好，他多注意戒备，我多考虑谈判。大家一坐下，我便开口说：“素仰黎校长在地方德高望重，今天特前来拜访！”黎宝祥很友好地说：“不敢当，不敢当！不知道两位大驾光临，有何指教？”我喝了口茶，旁敲侧击地说：“黎校长素来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大事，一定会看到解放大军南下解放广州已为期不远了。”黎宝祥听到眼前陌生人说的这一段话，感到有点异样，吃惊地说：“晤，晤，我们身在农村，孤陋寡闻，清指教指教。”我们随即表明来意，说解放军已经进人粤境，我们是共产党派来与他商谈的，希望得到他的大力支持。说罢故意露出手枪，显示已有戒备，切勿通风报信，否则枪下无情。黎宝祥听到这突如其来的话语，又看到来者都佩带手枪，感到非同小可，霎时间脸色青白，声音也颤抖起来，断断续续地说：“请……请……请指……指教。”看他另惊惶失措的样子，我们感到放心了。考虑到此地不宜久留，最后请他做好三件事：一是劝告黎宝君，切勿与人民为敌。我们既往不咎，只要放下屠刀，就可以立地成佛。二是向教师和百姓宣传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安定人心，欢迎大军解放广州。三是筹款、筹粮，支援南下大军。黎宝祥表示接受意见，鼎力支持，并请我们约定下次相会时间。从他表现出来的态度，可以看出他是有诚意的。

谈话约30分钟便结束了，他虽然给了我们良好的印象，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没有约定下次相会的时间，只是说届时再另行通知。临行，我们又故意边走边说，要他陪着我们下山。这是迫不得已的“挟持”性的送行。到达公路后，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和他握握手，扬手说声“再见”而去。

归途上，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重温刚才会见黎宝祥的情景，不时发出欢声笑语。

铜墙铁壁

1949年初秋，区委陈康约我和李活洲在新村小学碰头，传达和研究如何贯彻上级的指示。我那时负责武工队，在广花公路两旁的村落进行活动，秘密驻扎在集贤庄一户农民的废旧屋里。李活洲是刚从其他地方调往南村搞地下工作的。我们都依约到了新村小学。

陈康还没有到达，我们便在原先居住的教师宿舍等候。房间床上正中放着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棉被，我携带有手枪，便卸下放在棉被底下掩盖，又将带来的一包东西放好，两人随即脱下布鞋，在床上棉被的两侧挨着墙而谈。

我们谈了半个小时，还不见陈康到来，担心他是否发生意外。我们共产党人，是随时会有被捕杀头的危险的。正惶惑间，越敬派、越敬开扛着锄头，从田间急匆匆地跑回来，说国民党大队官兵进人了长湴村，叫我们赶快离开。长湴村相距新村约半公里，步行要七八分钟。为防万一，我们还是穿衣着鞋，作好戒备。鞋刚穿上，第二批农民又来了，农会会员越烈昌告诉我们，进人长湴村的军队，一部分转向新村方向，叫我们迅速转移。我便立即从棉被底下取回手枪，藏在怀里，与李活洲走出校门。刚至校门口，新村的名誉校长、我们的联络员、年过花甲的越德安，戴着竹帽匆匆跑来，他气喘吁吁地说：“国民党的军队快进村了，你们立即走，否则来不及了！”又问我还有没有东西藏在里面。他这么一问，我才想起来时带了一包传单，是准备交给陈康转发到各地去的。我把它放在米缸里用米盖上，忘记了把它带走。我正想转身去取，越德安用手阻拦，说：“有什么东西，我帮你取出藏好，你快走，再迟就走不出去了！”我便委托他将放在米缸里的传单取出藏好，随即与李活洲向村外跑去。跑了三百米左右，到了村口，回头一望，国民党的一队官兵已走进学校了。多险啊！我和李活洲都出了一身冷汗。

出了村口，上了公路，我们便往北走。可想到陈康即将到来，岂不是送羊入虎口！我告知李活洲，这里情况我比较熟悉，容易躲避，我要折回等候陈康，以免出事。我要他先回南村隐蔽，等候联系，便往回走了。

村口的公路旁，盖了一间小茅棚，是卖香烟零食的杂货摊，即今大的“士多”。经营杂货摊的是农会会员越广台，很多通知都是通过他转给我们的，这杂货摊成了我们的地下交通站。越德安远远见我，便摆手示意我不要回来。我担心陈康的安危，自然要回来等候，或至少要对越广台交代一下。越德安见我仍往回走，便迎上前来说：“你一定是担心同志进村出事吧？”我点头说是，并说陈康即将到来，又询问进村的国民党官兵是来干什么的。他说将传单取出藏好后，怕有同志前来新村不知情况而贸然入村，因而来不及了解国民党官兵的情况便跑来这里等候拦截。他主动承担等候陈康的任务，一再要我先行暂避，待他摸清情况后再作打算。我便往北前行，重回我原先蹲过的南村据点隐藏。陈康到达新村时，也及时得到信息而安全转移。

1949年初，中共番禺县禺北独立区委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把禺北划分为中心区、西一区，分别成立支部。禺北中心区党支部设在新村，吸收了一批农会骨干人党，有新村越敬派、越协星、越润保、越润松，磨刀坑黄伯容，集贤庄黎志成等，成为当地革命斗争的核心力量。另外还在各区建立武工队，开展武装斗争。中心区党支部在新村组建武工队，有队员7人，短枪6支，手榴弹2个，队长司徒彤。武工队在新村或磨刀坑、集贤庄等村秘密隐藏，晚上到各村庄发动农民建立农会、妇女会等；还与广州东北郊人民游击队第三区队并肩战斗，在大源洞生俘前来征粮的国民党兵6人，缴获长枪6支，子弹300多发。

新村在中心区区党支部领导下建立了“白皮红心”的革命政权。农会派骨干充当新村的保长，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越德安担任广州东北郊人民游击队的联络员。举凡番禺县政府和均和乡公所的大小指示和密令，他们都敷衍了事，并迅速地向地下工作的负责同志反映，保证了革命同志的安全，使革命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部队补给困难，新村农民从个人或公尝中借出粮食、枪支、子弹支持部队，还向山区游击队提供长枪6支，子弹260多发。中共禺北独立区委还在这里秘密设立油印室，农会会员和革命群众不畏艰险传送传单。南村团支部是禺北第一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首批团员周杜南、黄炳等5人，在新村秘密举行人团宣誓仪式。新村是禺北的一个重要据点，因工作关系先后到过新村的同志有数十位之多。他们在群众的掩护下，从未出过问题，确实起到了革命根据地的作用。1993年，由广州白云区评划，并经省批准，新村被定为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

司徒彤等三位老同志均是年逾80岁的老人，向我们讲述当年的革命往事时，精神抖擞，声音洪亮，说到激动时还对我们唱起了当时的歌谣。

不知不觉间已是华灯初上，怀着满载而归的心清，我们依依不舍地结束了采访，告别了新村。

冯迳下村、新村，还有今天未访的集贤庄、石船村、矮樟村、马市岭、扒沙井、横江、水口、木强村等等，以及绵延的帽峰山，祝你们繁荣昌盛富强！

                                   （摘自：红色史迹  撰文：钟钦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