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方志馆建设与管理初探
　　 
　　 
　　 摘要：近年来，我国各地方志馆建设方兴未艾，呈现出规模更大、功能更全、更具特色和更有现代气息等特点，有的方志馆独立建设，有的则与其它文化机构合建。当前，方志馆建设和管理出现功能定位不准、开发利用不够、管理体制不顺，后期管理不精等问题。为此，今后方志馆建设和管理可以在以下方面努力：突破认识局限，打造功能全面的新型方志馆；紧扣开发利用，打造接地气、有人气的方志馆；完善政策法规，理顺方志馆的管理体制；加强精细管理，打造规范运作的方志馆。
　　 关键词：方志馆 建设 管理 功能
　　 
　　 进入21世纪，全国各地纷纷修建方志馆。去年,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模范座谈会上提出：“要开发利用好地方志资源，加快方志馆和地方志信息化建设，推动地方公共文化建设，使地方志更好地发挥传承历史、展现当今、启引未来的作用，成为地方的精神名片”。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在设置2020年工作目标的时候提到“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加快信息化和方志馆建设”。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地方志事业的快速发展，可以预见，各地地方志馆建设热潮将会继续。目前，广州作为全国最大的副省级城市，也在推动建设地方志新馆；在当前形势下，研究如何建设方志馆，如何对其进行运营管理，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我国方志馆建设的现状
　　 我国古代没有“地方志馆”这样的称谓,无论是北宋九域图志局，以及民国时期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地方志馆”的“浙江通志馆”，基本上是一个志书编纂的机构，专门负责博采志料 ,编修通志。而今天的地方志馆，功能更全面，除是志书编纂、研究中心、馆藏实体机构外，也可以是国情、地情等社会历史文明成果的展示中心，是地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以及人民群众对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需求，我国各地方志馆建设被提上政府议事日程。近年来，以国家方志馆和江苏方志馆、江西方志馆、北京方志馆的竣工和开放为标志，各地方志馆建设持续升温。截至到2014年上半年，全国已建成国家方志馆1个、省级馆15个、市级馆60多个、县级馆近200个。[[1]]
　　 （一）近年来方志馆建设的几个特点
　　 近年来，方志馆建设定位更高，更有前瞻性，功能更完备，更注重运用科技手段反映各地地情和文化特色，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建设规模更大。近些年来,由于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重视,除大部分县级方志馆规模较小外，其他市级以上的方志馆动辄上千平米乃至上万平米，建设规模大大超出以前。如，中国国家方志馆于2008年申请立项，200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整体购买大楼，总投资1．3亿元，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占地8400平方米。2013年12月装修改造完成并投入使用。北京市方志馆与首都图书馆二期合建，两馆总建筑面积67000平方米，总投资4.7亿元人民币，其中北京市方志馆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南京市方志馆与南京市档案馆两馆合一共同建设，合计占地10亩，41000平方米，工程于2011年12月奠基，2014年3月竣工。2014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南京方志馆使用建筑面积5188平方米，展馆面积320平方米，文献阅览室面积450平方米。广东省内最近建成的广东省方志馆和深圳方志馆，建筑面积也是超过1万平米。广东省方志馆，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2013年底竣工，2015年底开馆。深圳方志馆，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2013年12月竣工验收，2015年11月正式揭牌投入使用。
　　二是功能更全面。建设的新型方志馆，不单单局限于收藏图书，而是还有教育、交流、服务、展示等多种功能，如北京市方志馆包括门厅（序厅）、展厅、多功能厅、阅览厅、馆藏书库、地方志编修室、地情研究中心、地方志学会、《北京地方志》杂志社、北京年鉴社、信息网络中心和交流厅、贵宾室、会议室等，集收集、整理、研究、编纂、咨询、阅览、展示、交流于一体，成为具有服务性、公众化特征的标志性文化基础设施。2015年4月开馆的南京方志馆有四大主要大功能：一是修志编鉴的平台，以志书和年鉴的形式传承南京历史文化。二是“方志南京”展陈馆的平台，以方志的视角展示南京历史文化。三是方志文献阅览室的平台，以收藏志书典籍，保存南京历史文化。四是南京地方志专业网站的平台，以“新编方志、地情书览、古籍整理、视听频道、代表建筑”等37个特色栏目宣传南京历史文化。
　　 三是更具地方特色。各地方志馆均注重对当地地情的展示，馆内馆外营造比较特色的地域风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民俗馆的设计上，颇费心思，很好地展现出各地文化特色。2014年底开馆的景德镇地方志馆座落于昌南湖畔，其建筑是一组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仿古建筑，建筑内随处摆放的有大有小的陶瓷，展现的该地独具特色的陶瓷文化。杭州市余杭区方志馆选择在地理位置优越、环境优美的旅游古镇塘栖建馆，而不是其传统的行政经济中心临平，与该地一些知名景点连成一线，从而构成一条深具历史文化内涵的旅游风景线。该馆开馆以来，颇受群众欢迎，参观人数颇多，堪称中国县级地方志馆典范。
　　 　四是更有现代气息，注重运用科技手段。建设的一些方志展馆，注重软硬件的前瞻性和通用性，其设计和建造技术，已经由过去以空间布展为主的单一模式，发展成为涵盖空间、多媒体、环境、交互、平面、照明、力学等多系统的集成设计。多媒体技术、场景复原等运用于展示设计中，展示、展览由简单陈列展示向多维立体展示发展，更加动态、直观、趣味。展馆布置数字化，运用信息技术，用有限的空间展示丰富多彩的信息。大多数方志馆在馆藏方面采用密集型书柜，单位空间的藏书数量更大，图书管理基本实现了自动化，且很多放置电子图书的防磁柜并注重对古籍的保护和抢救。有的方志馆设计技术等级和质量要求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有的则花大力气开展数字方志馆建设。如，浙江省舟山市在全国同系统中率先启动数字方志馆建设。这种类型的方志馆，从技术上分为方志数字资源建设（数字志书制作）、数据存储与压缩（数字志书保存）、数据加工与挖掘（数字志书资源加工）、信息输出与表现（数字图书馆的开放）、用户服务（数字志书的阅览利用）以及版权保护等多个模块；从内容设置上又分为8个分馆、11个子馆，分别是旧志馆、综合志馆、专业志馆、年鉴馆、期刊馆、家谱馆、市情文献馆、方志理论馆。运行实践表明，它既是对实体方志馆的一种有益补充，也是方志界为应对现行形势条件的一种创新举措。[2]
　　 （二）近年来方志馆建设的几种模式
　　 目前，方志馆的建设模设，主要有两类：
　　 一是独立建设。早年建的地方志馆，以及一些市、县级地区的方志馆，多数是独立建设，比如国家方志馆，景德镇方志馆，就是独立建设，这种建设模式，便于建好后独立管理，也可以更加有条件去突出方志文化特色。
　　 二是与重要文化机构或展览馆合建。与其它展馆合作共建，越来越成为新型方志馆建设的趋势。有的与图书馆合建，如北京方志馆；有的与档案中心合建，如深圳方志馆、南京市方志馆；有的与社科中心建，如广东省方志馆；有的与规划馆合建，有的与规划馆合建，如今年即将开馆的广州地方志新馆、洛阳方志馆。有的还与博物馆、党史馆合建，如深圳方志馆，其实是一馆多用，既是地情馆，也是党史馆。与其它文化机构、展馆合建，有利于发挥文化场所和机构的规模优势，更便利服务群众；也有利于提升这些场馆的利用率，为市民提供大型文化休闲场所。
　　 二、方志馆建设和管理中出现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方志馆从无到有，建设和管理取得很大进步，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
　　 （一）功能定位不准
　　 方志馆的定位，有的仍定位在过去的修志机构和馆藏场所，如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前常务副组长朱佳木提到，“在全国看了很多叫方志馆的地方，印象基本上是地方志工作机构的办公楼”[[3]]，“目前有的方志馆还有名无实，还没有像样的成规模的建筑，或者虽有建筑，但主要是放书，实际是志书馆。”[[4]]有的则过分追求展览和展示，定位在地情展览馆，有的则定位为市民文化休闲场所和培训、教育基地。在设计上，一些方志馆缺乏系统、长远的考虑，功能定位不明确。有的方志馆，显得比较拥挤，缺乏美感，给参观群众的感觉不是很好；有的则资源浪费，部分场所处于空置状态。虽然新型方志馆大多具有多功能性，但在馆库区域、公共服务区域、办公区域、展览区域、交流研究区域、技术用房等的面积分配和布局不合理，建成后无法更改。有的库房柜架较矮，而层高很高，空间使用率不高，使得今后的温湿度控制运营成本高，造成不必要的能源浪费；有的缺乏前瞻性，多按10-20年资料收藏量预计，库房面积容量预计过低；有的公共服务设施场所偏小，而对电子阅览室、多媒体播放室、固定展览区与不定期展览的空间布局考虑不周，造成后期运营管理成本较高。
　　（二）开发利用不够。
　　一些地方志馆，缺乏人气，基本是方志机构编写人员利用，而向其他学术机构、人民团体、普通群众的开放不够。地方志馆的图书馆、地情馆除开馆之时热闹一番，后面就缺乏足够的人流。这些馆的功能大多比较单一，缺乏借阅、查询、检索以及交流、服务的功能，有的则位置较为偏僻，基本无人问津，除专业学者外，少有普通群众前来查阅和参观，缺乏人气，造成资源浪费。
　　（三）管理体制不顺。
　　各地对方志馆管理体制不顺，缺乏法规政策保障，方志馆的定位及人员配置取决于各地政府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视程度。有的地方的方志馆独立设置，有的地方将方志馆视为地方志部门内部处室，而有的地方志馆和政府地方志工作部门对外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将方志馆和地方志工作机构等同起来，忽略了方志馆作为公共文化事业单位的性质。在人才队伍方面，很多方志馆没有编制配备，或者编制配备很少，缺乏专业性人才，缺乏吸收人才、留住人才的手段和能力，导致方志馆难以